字母圈强迫性重复

1920年，弗洛伊德在观察其18个月大的外孙恩斯特时，记录下了一个看似简单却震动了整个精神分析界的现象。这个孩子并未像通常预期的那样因为母亲的离开而哭泣，相反，他发明了一个游戏：他用力将一个系着绳子的木制线轴抛出婴儿床，发出满意的长音“o-o-o-o”（德语fort，意为“走了”）；随后，他又熟练地通过绳子将线轴拉回，发出欢快的“da”（意为“在这”）。

这就是著名的Fort-Da（去-来）游戏。

在这个游戏中，弗洛伊德敏锐地捕捉到了人类心灵处理丧失与创伤的核心机制。按照“快乐原则”，母亲的消失本应带来痛苦，既然如此，孩子为何要不断重复这种痛苦的“消失”环节？弗洛伊德断言，这是一种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。在现实中，母亲的离开是强加于孩子的，他是被动的受害者；而在游戏中，通过抛出线轴，孩子成为了这一事件的主宰者——是他让母亲（线轴）离开，也是他有能力让母亲回来。

这其实是“强迫性重复”的体现，它不仅存在于小孩子的游戏中，更是成人亲密关系的潜流。当我们探讨成年人的情感模式，特别是那些看似充满张力、包含控制要素的关系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见证Fort-Da游戏的复杂变体。这些关系并非简单的寻求快感，而是心灵试图在受控的环境中，重新演绎早年的创伤剧本，以期最终改写结局。

“为什么我总是爱上那些忽视我、控制我或最终会抛弃我的人？”

——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创伤性吸引。

从客体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，个体的内部世界充满了早年照料者（Caregivers）的投射影像，即“内部客体”。如果早期的客体关系包含着不稳定、忽视或吞噬性的控制，那么这种痛苦的互动模式就会被编码为“爱”的熟悉感。对于潜意识而言，“熟悉的痛苦”往往比“陌生的幸福”更具安全感。

强迫性重复的核心动力，在于试图掌握未被消化的创伤。当一个孩子遭遇无法承受的情感淹没（如被抛弃的恐惧）时，这种体验无法被整合进自我，只能被压抑。成年后，潜意识会驱使个体寻找与早期创伤源具有相似特质的伴侣。

这并非是因为个体受虐狂般地享受痛苦，而是因为潜意识在呐喊：“这一次，我希望能赢。”

然而，在普通的病态关系中，这种重复往往是失败的。受害者再次被动地体验了抛弃或虐待，Fort（消失）发生了，但Da（回来/修复）从未到来。这种无效的循环构成了神经症性的痛苦。

在这一理论背景下，我们需要以极度严肃和临床的眼光来审视控制与照顾（Caregiver/little）这一特殊关系。它不是单纯的权力崇拜，在精神分析下，它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心理容器。

温尼科特提出了“抱持性环境”的概念，指母亲为婴儿提供的物理和心理上的保护空间，使婴儿能体验全能感并整合自体。

在这种动态中，“Little”进入了一种被允许的退行状态，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切换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成人的防御机制被暂时卸下，那个在童年期因创伤而停止生长的“内在小孩”浮出水面。

与此同时，照料者并不单纯是权力的持有者，他充当了辅助自我。他构建了一个边界清晰的、类似温尼科特所言的“抱持性环境”。在这个空间里，成年的社会责任被悬置，只有最原始的需求（关注、依恋、奖惩）被保留。

拉康认为，父亲的功能在于引入律法，切断母婴共生，带领孩子进入象征秩序。在功能失调的家庭中，这种律法往往是混乱的、暴力的或缺席的。

规则和仪式，实际上是对这种象征秩序的良性重构。在这里，规则不再是随机的暴力，而是可预测的结构。这种严密的结构为退行者提供了在原生家庭中缺失的东西——确定性。正是这种确定性，使得“little”敢于再次体验脆弱。

回到弗洛伊德的线轴游戏，我们可以将照顾性质的权力交换视为成人版的Fort-Da。其核心在于将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寻求。

在这些动态中，经常包含着惩罚、隔离或情感上的冷处理等环节。从表面看，这似乎在重演童年的创伤（Fort/消失/痛苦）。但关键在于，这些“痛苦”是被剧本化、仪式化的。

不同于原生家庭中情绪化的、不可预测的爆发，权力交换中的“惩罚”通常遵循严格的因果律，并且发生在双方约定的Safe Word保护之下。安全词的存在，就像是恩斯特手中那根系着线轴的绳子。无论线轴被抛出多远，绳子的一端始终握在“Little”的手中。只要拉动绳子，客体就必须回归，痛苦就必须停止。

这种可控的失控，让个体得以在安全区内重新体验创伤情绪，从而逐渐对恐惧脱敏。

精神分析师弗朗茨·亚历山大提出了“矫正性情感体验”的概念，即治疗师必须以不同于患者早期创伤客体的方式做出反应，从而修正患者的创伤预期。在控制/照顾的深度关系中，支配者/照料者实际上承担了治疗师的部分功能。

当预期的“灾难”没有发生，取而代之的是接纳与合理的边界时，旧的神经回路受到了冲击。

旧剧本：我犯错/我脆弱->我被抛弃/被羞辱->我是不值得被爱的。

新体验：我犯错/我脆弱->我被包容/被纠正但依然被爱->我是安全的。

这种体验的反复累积（Da的不断回归），使得那个破碎的、恐惧的“内在小孩”逐渐相信，线轴不仅会被拉回来，而且线轴的那一端有一个真正爱护自己的客体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外在的“好客体”会被内化，成为个体内心的一部分。

此时，“照顾者”作为一种“防御性结构”或“治疗性脚手架”，其功能便得到了实现。个体不再需要通过极端的仪式来确认爱，因为安全感已经内化。

弗洛伊德在《超越快乐原则》的结尾留下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沉思。Fort-Da游戏既是悲剧的，也是英雄主义的。它揭示了人类为了精神生存，不得不通过不断的重复来消化生命的苦难。

当我们审视“创伤性吸引”和控制欲照顾性质的特殊亲密关系形态时，我们不应止步于猎奇或道德评判。这些动态是人类心灵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尝试。通过将无意识的强迫性重复，转化为有意识的、仪式化的情景再现，个体的自我功能得以在权力的交让与回收中得到修复。

真正的治愈，并非永远停留在Fort-Da的游戏中，也不是永远停留在线轴被抛出的那一刻。治愈在于，最终我们不再需要那根绳子来确认客体的存在。

这种关系的终极目标，是通过彻底的臣服与被抱持，完成对早年创伤的哀悼。当那个受惊的“内在小孩”终于确信“Da”（在这里）是一个恒定的事实时，她便能从强迫性的重复中解放出来，不再是过去的奴隶，而是成为了自己生命历史的主人。

参考文献

Freud, S. (1920).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. Standard Edition, Vol. 18. London: Hogarth Press.
Winnicott, D. W. (1965).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. London: Hogarth Pres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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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lein, M. (1946).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.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-Analysis, 27, 99-110.
Bowlby, J. (1969). Attachment and Loss, Vol. 1: Attachment. New York: Basic Books.